香港學生自殺個案上升,情況令人憂慮。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今年進行了一項「學童自殺與求助研究」,由社工與學生進行深入的個案訪問,瞭解他們對自殺的看法及求助情況,從中揭示學生自殺受多重因素互相影響,並提出三大建議冀改善情況。

(左起)鄭梓冲先生、陳志慧女士、鍾慧妍女士、陳凱雯女士及李建文校長。

在個案訪問中,150名受訪者分佈於中一至中六,其中最多人來自中三(25.3%),最少為中六(6.7%),其他年級則平均分佈,而當中約四成人(44.7%)曾接受學校社工個案輔導服務。

學生面臨多重壓力 疫後情緒問題惡化

服務處整理過去五個學年、涉及超過12,000名學生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數據,數據顯示學生在疫情期間對服務需要有所緩和,但於社會復常後回升,較疫情期間多一成。其中以「情緒或精神健康」(最高達65%)、「學習」(最高達62%)及「成長發展」(最高達59%)為首三個最需要社工支援的問題。

自殺原因非單一 學業及人際關係為主因

根據個案訪問,「學業問題」 (72.7%)如學習壓力、「家庭關係」如家人過高期望(48.0%)及「人際關係」如不適應群體生活、受感情困擾及校園欺凌問題(26.0%) 是最多學生認為引致自殺的原因。服務處分析,學生選擇自殺的原因往往並不單一且互相影響,加上受社會或校園氛圍影響,令他們遇到困難時難以啟齒,不懂尋求協助。

學生怕被嘲笑 鮮少主動求助

根據個案訪問,學生面對負面情緒並希望抒發時,逾四成人選擇「遊戲娛樂」(44.7%)或「向朋友傾訴」(40.7%),但只有僅約一成人會「尋求老師或社工協助」(10.7%)或「尋求家人協助」(10.0%)。至於學生尋求不同人士協助的意欲,首三位分別是朋友(6.8 分)、社工 (5.6分)及家人 (4.9 分),而老師(4.0 分)的排名則低於網友(4.4 分)。對於尋求他人協助,學生首三個顧慮是「擔心傳開或被嘲笑」(30.0%)、「怕被批評或追問」(16.7%)及「不被理解」(14.0%),而較少向長輩或家人坦承苦惱。

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陳志慧分析研究結果。

自殺個案分析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服務主任鍾慧妍表示,自2020年起共處理六宗自殺身亡個案,經分析後發現六名學生均承受長期生活苦況,其中五位學生都存在客觀危機因素如單親家庭、再婚家庭、經濟困難等,而幾乎全部學生均沒有向社工或老師求助。他們在學校的表現不俗,有的更被身邊同學或老師形容為「樂觀、幫得手」,家長亦認為他們相當「生性」,因此實在難以被識別。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服務主任鍾慧妍女士表示難以識別有輕生念頭的學生。

為學校創造條件 重建師生互信關係

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副會長、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李建文校長表示,過去數年的疫情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減少了他們與老師建立關係的機會。他指,很多學生回校後不善於表達自己的需要,對向他人求助有保留,令老師難以發現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他建議政府為學校創造條件,讓老師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與學生重建信任關係,有助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同時,他強調學校需建立完善的精神建康支援系統,推動全校參與的預防性、發展性和補救性工作,師生及朋輩共建一個安全網,令有需要的學生更安心地求助,也讓老師有能力支援。

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副會長、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李建文校長強調,學校需為學生的情緒健康出一分力。

機構提出三大建議 倡議多方攜手互補不足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就家庭、社會及學校提出三大建議,希望幫助各方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

(一) 支援家長應對子女成長需要

家長是學生最重要的情緒守護人之一,他們亦需要有足夠的支援才能發揮最大作用。家長與社工接觸時曾反映非常渴望子女能與自己分憂,奈何正值青春期的他們亦不大願意向父母坦露心聲。因此家長應多採取主動,鼓勵子女在有需要的時候向自己求助,並以正面情緒回應子女,減少他們向家人求助時的顧慮。

(二) 加強公眾教育

政府應牽頭各界加強公眾教育,減少對求助的標籤,釋除學生求助的顧慮。學生普遍對求助有既定印象,想向別人坦露心聲卻又怕傷到自尊。因此政府可透過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澄清學生對求助的誤解,明白向別人表達難處及接受幫助是勇氣的表現,令學生更容易踏出自救的第一步。

(三) 建立關愛校園文化

除了希望學生懂得求助,校方對學生亦應主動出擊,讓老師及社工盡早辨識有自殺危機的學生。有需要學生普遍欠缺家庭及朋輩的支援,而來自老師及社工的關愛則能多多少少彌補這些不足。因此學校應建立關愛校園文化,創造空間及機會如舉辦師生共融的活動,加強師生連繫之際長遠地建立互信關係。

為提供更多支援,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亦準備了「救人自救」資源套協助學生、家長及老師,按此即可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