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元今年十六歲，是一名南亞裔學生，就讀第三組別學校，成績中上，跟爸爸媽媽、兩位哥哥及一位弟弟同住。爸爸在地盤工作，因新冠疫情而失業。媽媽是家庭主婦，在家忙於照顧丈夫及四位子女。兩位哥哥剛中學畢業，都是當一般技工及臨時工；弟弟細小元兩年，成績中下。最近小元和本地男生拍拖，媽媽知道後替她隱瞞，沒有告訴爸爸，亦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其後，小元的學業成績開始每況愈下，不過父母都期望她中學畢業後，留在家中協助媽媽照顧家庭。
小元最近有點抑鬱，被學校社工發現她𠝹手。小元覺得這不算甚麼，不肯透露因由。媽媽也不明所以，感覺父母從沒有給予她任何學業壓力，平常亦沒有留意到她有甚麼壓力，覺得這是一般青少年的反叛行為，只是小事一樁。小元在香港出生，會說一口流利廣東話，打扮亦較西化。雖然全家都是伊斯蘭教教徒，但小元也不用以傳統的衣著示人。當大家都摸不着頭腦的時候，難道大家都不能明白她在香港生活的文化差距及宗教壓力嗎？若家庭或自己的信仰在文化、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對小元有期望，當她要作出重大決定或取捨時，就會形成無形的壓力，要改變各人的價值觀亦相當困難。社工當然明白小元在男女關係發展及性行為的文化約束，家人也不會接受女兒異族通婚，並且現已有所規範，令小元將來不能外出工作。只是在媽媽眼中，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沒有壓力的里程碑。相信我們除了評估小元的抑鬱徵狀及自殘風險外，亦要瞭解她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及期望。
陳國齡醫生 │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榮譽臨床副教授
